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铿锵之后,玫瑰飘散——20年间99’女足的那些人,那些事

时间:2019-07-18 11:52 作者:

1999年的美利坚之夏,缔造了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铿锵玫瑰”传奇。在主帅马元安的带领下,中国钻石娱乐网女足历史上首度打入世界杯决赛。

点球大战惜败后,当时已经32岁的刘爱玲流下眼泪,“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以后的年轻队员呢,她们如果能跟得上来,我想也会有机会的。只不过,对我来说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20年过去了,女足经历了几代新老更替,但再也没有出现过另一次触碰世界冠军的机会。2019年的6月,姑娘们再次踏上了世界杯的征途,这一次,她们在法兰西又能留下一份怎样的回忆?

1

当时拿了冠军会怎样?

说起那场决赛,几乎无人抱怨。

作为当年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使了不少盘外招,包括决赛中主队也受到裁判的优待。最具争议的时刻是范运杰在加时赛中的门线进球,20年后人们说,如果当时就有VAR,那么中国女足就是世界冠军了。

然而当这些老女足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被媒体一次次要求回忆那届世界杯时,很少人抱怨当时遭遇的不公。

2015年加拿大世界杯,在中国与美国的1/4决赛前,刘爱玲回忆起当年的决赛,对于“门线冤案”是这样说的,“范运杰的那个球裁判没判,当时大家也都没有在意。直到后来外界说那个球应该是进了,裁判没判很遗憾,我们才知道,哦,还有那个球呢。”

在那届世界杯上获得金靴奖的孙雯后来常常想,如果当时拿了冠军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拿了这个杯,中国女足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总是会有这样的假设。拿了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女足更有激励作用,所产生的影响,所做的宣传,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提升。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第一和第二总是差得很多。

接下来的那周,美国女足全体成员受邀作客白宫。20年后,回顾那个决赛之夜,CNN的文章大标题赫然写道———“一场改变女足运动的比赛”。就像孙雯指出的,在成王败寇的世界里,冠军和亚军一定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如果把此后20年间中美两国女足天壤之别的发展轨迹仅仅归咎于冠亚军的区别,则无疑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女足此后遭遇的是断崖式滑坡,获得这个亚军五年后,在雅典奥运会小组赛上,她们0比8惨败德国。先后参与了这两场比赛的浦玮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整个过程,她告诉晨报记者,当年这个比分对于自己作为球员的尊严来说是一次重击。

“我之前也看出一些问题,包括那次集训,其实我申请不去那次国家队的。当我没法改变,又不想去接受,不想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一些事时,我就不想在队里面,不想继续训练了。”

但还是出于不舍,她最后出现在了这支“耻辱之师”中。无独有偶,老将范运杰本来也可以避免经历这种耻辱,此前她已经两次提出退役申请,都被强行留队。

范运杰

据说这场溃败之后她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最羞耻的90分钟”。她内心的耻辱感可能超过任何一名队员,因为此役她是场上队长。

2

频繁更换教练

在浦玮看来,两大关键因素导致女足衰落。

一是轻易放弃老队员,让人才流失,觉得人才的培养好像是件很容易的事。”她以雅典奥运会为例,“那时候王丽平明明在队里,但连比赛资格都不给她,包括她一直穿的号码,都换掉,这就是对老队员的不尊重。”

浦玮将在此次法国女足世界杯期间担任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所以我最近也在搜集一些资料,包括美国和德国这些强队,他们都有老队员,那些踢过三、四届世界杯的,留在队里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可能在球场上不及巅峰时的状态了,但是她能给予年轻队员一种精神上的帮助。我一直说很多大赛考验的不是技战术,而是你有没有一颗大心脏。包括这届女足我也在说,不要去说技战术,她们有没有好的心态,将决定这次的成绩。”

第二层原因,也是不少老女足提到的———频繁更换教练。据统计,自从马元安在2001年亚洲杯后卸任至今,中国女足经历了14轮换帅。

“作为球队一定是有一个生长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必定有这样一个过程。你让教练瞬间去改变队伍,对我们运动员来说是挺不负责任的。因为没有延续性,这个教练带来一种训练方式,另外一个教练换另一种方式训练,而且他对队员的了解度之类,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

这么多年,一会儿外教一会儿本土教练,一会儿男足又来教练,其实结果是不好的。如果对方是好的教练,就应该有延续性。当然如果觉得从整体来说确实没有提高,那换教练也是应该或者必然的。”

3

改变陌生人的人生轨迹

20年过去了,怀念那一年自家国足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美国人。以米娅·哈姆为代表的这批冠军球员,被称为“99一代”。在这代人之前,美国女足拿过世界冠军,之后也拿过,但她们应该是最强的一代。

为美国打入制胜点球的Brandi Chastain后来透露,自己作为一名右脚将,此前甚至从未用左脚打过点球,但教练却授意她用左脚踢。进球后的Chastain作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庆祝动作———她像男足运动员那样一把剥掉了自己的球衣,只剩一副运动文胸勉强遮住自己的胸部。

这一幕后来被视为体育史上最具标志意义的庆祝动作之一,用它来结束二十世纪最后一届女足世界杯似乎再恰当不过,一个新的、更加开放的世纪即将到来———

在她对面的门将高红此时已无心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了,“比赛一结束,感觉耳边排山倒海的声响,但我听不清楚了,好像有一股气浪把我压住一样。从门前看过去,队友和教练都特别遥远。我一下子呆在那儿,身边没有一个人,一种很无助的感觉。这一切怎么就结束了?我整个人被淹没了……”

当时扑出中国点球的门将Briana Scurry在20年后接受媒体采访,说最棒的是她们改变了那些陌生人的人生轨迹———“我想,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你不能再要求更好的礼物了。”

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当时的中国,高红在20年后和我们分享她的记忆。

“那时候收到很多球迷来信。有些是学生,说看了我们的比赛想改志愿,以后要做记者,报道中国女足,后来真的有人这么做了;有的说想去做生意,把生意做大就能在物质上支持女足。2015年我带队在武汉踢亚少赛,里面有一个队员的父亲就是女足球迷,他告诉我1999年的时候自己太太正怀孕,他当时就许愿,如果生女儿一定让她踢球。后来不但真的培养她踢球了,女儿还进国少了。

你就是觉得,呀!一支球队,一项赛事竟然牵动了这么多人,甚至让其中一些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确实很神奇。”

4

靠坚持赢来尊重

1999年的女足世界杯结束过后,这项运动在美国呈现出大热态势。

孙雯回忆,美国女足大联盟最初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联盟的发起人是Discovcry探索频道的老板,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产业。就发动其他八个也是搞传媒的企业先在八个城市做这事,但三年就结束了。”此后的多年间,又有不同人对女足大联盟进行不同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在女足大联盟刚诞生的时候,中国女足最多有9人同时驰骋在大联盟的赛场上。高红是其中之一,“我在国家队后期,已经很累了。这时我已经意识到,自己要准备进入一种普通的生活了。我本来也不是特别喜欢热闹,以及作为人们焦点的那种生活。”

她们当时的留洋和现在完全是两回事,这批球员是作为“优秀足球人才”被引进的。刘爱玲当年的转会身价为1.2万美元,在那个年代的女足市场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数目。高红也说,她们的薪水比一般球员要多,“我们有五万多,像英国女足队员被选中了过去踢,只有三万多。”中国球员让大联盟的实力得到提升,而女足运动在美国国内呈现出的蓬勃发展势头也让她们印象深刻。

高红的球员生涯在日本和美国都踢过球,退役之后又在加拿大攻读体育管理,并前往英国考察,她也见证了女足这项运动在英格兰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

“英国女足真的是靠坚持赢来的尊重。最初的时候,她们的女足先锋生存状况非常艰难。我在伯明翰女足看到过,很多队员都是有全职工作的,她们或者是白领或者是蓝领,也有在校大学生。俱乐部只给她们提供简单的场地和服装,也没有收入。甚至英国女足非常优秀的球员被大联盟选中,薪水也很低。

我离开的那一年,英超女足联赛成立了,但起步的薪资很低,不到两万,还不及她们在美国赚的。但就算放弃一切她们也要回来,因为她们要尽自己的力去推动女足运动在英国的发展,即使那些球员后来退役了,也还是在用各种方式助力。”

相较之下,过去20年里女足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是缓慢的。即使到现在,中国的女足联赛也没有完全成为一项职业联赛,处处仍可见到体工队时代的痕迹。曾有人指出,什么时候全运会不再被当成最高目标了,中国女足联赛才能真正职业起来。 

5

退役生活的艰难之处

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是一个不断翻山越岭的过程。总是会出现新的目标,随之而来的还有困难和险阻。然而他们早晚会发现,原来最高的那座山峰出现在他们结束自己职业生涯的那一刻。退役生活的艰难之处不完全在于生计的维持,更多是在于生活形态的变化给心态造成的冲击,常常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高红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在2004年退役后对于人生作出的新尝试,以及只有自己才能体会的甘苦(以下为自述)———

我确实感到很无助,这种感觉在我此前的人生里几乎没有出现过。

作为世界杯亚军球队的主力门将,我的强项此时此刻完全帮不到我———在托福班的课堂上。我和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坐在一起,我觉得迷失了自己。

去大联盟之前我就想好,要换个陌生环境重新开始。所以退役以后我没有回国,而是去加拿大攻读体育管理。从某种程度上说,到了这时候,我也只能重头开始。我的身上在过去那些年里被贴了很多标签,不仅是我,女足这一批人都是。标签就把我们全身覆盖了,外人接触不到真实的我们,我们也接触不到别人。总有样什么东西,模模糊糊的在那里,阻隔在我们和真实世界之间。

到了多伦多这地方,没有人认识我,人们如果想和我交流,是因为他们想知道我是谁,我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他们单纯对我这个人而不是我的身份发生兴趣。这种感觉挺新鲜的。但我不会说英语,也失去了女足球员身份带来的所有优势。我首先要踏踏实实把托福考出来,才能进入体育管理专业。同时,我也要学习重新认识自我,在什么都没了以后,我应该怎么看待自己。有段时间我找不到自己,突然觉得什么都干不了。我的英语完全看不到进步,很无能为力。

我当时联系的多伦多约克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系主任说他相信我第二年9月一定能过托福,为了表达自己的信任,给了我五百块,因为没有奖学金。那年7月托福过了,非常吃力但总算过了。其实都是靠背,光写作我背了30多篇范文。学校是110分的托福线,我考了107分,最后也录取了。

但上课完全听不懂,也融不进同学的讨论,像傻子一样,非常沮丧。我决定先休学,再去学语言。几个月后,一个转机从天而降。

当时多伦多要举办中国灯笼节,市场部部长找到我,让我参与公关工作。我也和教授商量,继续休学,在工作中慢慢了解和接触自己的专业。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自己和人沟通交往的能力。我在当地华人圈里有较高的知名度,得到很多支持,使得我做这个工作非常得心应手。老板觉得我干得很出色,专门设立了GAO'S DAY的项目,加拿大使馆的大使和夫人也从渥太华赶过来,来支持我的的项目、中国的项目。再进课堂的时候,我就有实际经验了。

Right To Play是加拿大的一家国际性体育机构,他们的主席是四枚冬季奥运金牌得主。他随后找到我,提出让我进入他们机构工作。2007和2008是中国体育年,他们准备在奥运村设立运动员大使的工作室,认为我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我就边工作边学习,结束了我的身份转换。

6

归来,因为热爱

退役后有五年时间,她远离足球。

2006年回到中国,高红作为Right To Play中国区的负责人,带领一支自己的团队。此后两年,她担任女足比赛解说嘉宾。“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的心还是在足球场上。我不仅是热爱足球,也热爱这个群体,热爱那些踢足球的女孩子,我觉得我能做点什么。辞职以后,我去英国学习进行教练培训。”她后来通过竞聘成为国少女足主帅,直到2017年合同到期。

同样因为不舍而回归的还有浦玮。“退役后我就离开足球了,到2018年嘛,中间都尝试过(包括开美甲店、经营红酒生意以及开餐厅)。我觉得自己离开足球以后的人生过得还算比较精彩,但也不是彻底和足球脱离。我去做一些活动,还是以足球人的身份。”

1999年,浦玮是女足年龄最小的一个,19岁。此后的20年里,她又参加了两届世界杯和三届奥运会,留下至今无人撼动的219场国家队出场纪录

“我过去20年过得挺顺利,很多人也和我说,‘好像你的步点每次都踩得比较准,包括这次回归也是。’青训这块正在热起来,需要我们有经验的运动员去带动他们。里皮不是也说过吗,没有好的基础,技战术没法去体现的。”

2017年,前国足主帅朱广沪成为上海足协主席,这也成为浦玮回归足球圈的契机。

“因为朱指导是专业的人去做这个专业的东西,很多方面我们都有共识,我就觉得自己回来是应该的。”浦玮从去年起担任上海U11男足主教练,“开始的时候也没说要做教练,就帮助上海足协做一些足球上推广的事。后来领导觉得我也是有这个能力,就试着做做。没想到还拿了希望杯冠军,被评上优秀教练,这种认可也让我有更多动力坚持下去。”

青训工作的特点决定了教练的收入极为有限,但对于她们而言,这并不构成现实的难题。浦玮说,“我之前回上海队和国家队,也从来没谈过待遇这方面的东西。就真的是喜欢,真的是想用一种精神和境界参与到足球里去。”在高红看来,“金钱对我从来不是第一考虑的因素,因为我热爱,这种情结是很深的。我在国家队成长,世界观的形成也是在国家队。”

顺利的话,她就要赴美加盟去年NCAA总决赛冠军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女足队,担任助教工作,这也是一份没有收入的工作。“他们体教科结合非常成熟,这也引起我好奇。他们的理念不仅是培养球员,而是着重全人的培养。”

7

找一种平衡的人生

更多老女足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项运动。

曾被著名体育评论员黄健翔称为“女足历史上最伟大10号”的刘爱玲在退役后开办过足球学校,因为资金问题没有维系下去,她现在在北京足协任职,负责青少年足球工作。

“世界足球小姐”孙雯在退役后曾担任过上海女足主帅,而目前则就任中国足协女足青训部部长兼女足青训总监。

在那场决赛中射失点球的刘英曾长期担任北京女足主帅,直到2018年被瑞典人比约克格伦取代。

温莉蓉在中国足协工作,2013年她曾担任国家U16女子足球队副领队,此后又担任亚足联女足委员会委员和中国足协女子部官员。

还有范运杰、王丽平、赵利红……

赵利红

但有人因为心灰意冷而离开这个圈子,比如白洁。2005年,这名当时的八一女足主帅辞职,由此也带出了女足混乱的生存之现状。“我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了”,白洁当时这样说道。如今,她是深圳龙岗分局巡警大队警官。

还有人则永远离开了。去年12月2日,张鸥影因肺癌离世,大家直到现在仍然很想念她。

一名球员在最好的年龄,有幸身处一支最优秀的团队,在那个还不是金钱至上的年代,彼此间建立起的感情是很质朴,也比较容易延续下去的。

就像至今仍保持着美国女足史上最高出场纪录(354场)的Kristine Lilly在自传中写的那样,“如果没有这个团队,我的人生就会全然不同。现在一切都变了,我想念她们。”感情这件事,是全世界互通的。

一旦经历过某种程度的辉煌,人生就注定不同往昔。即使走下了巅峰,回归平淡,但辉煌过后的平淡和辉煌之前的平淡不是一码事。高红说,“这么多年里,我一直在思考的是如何做到从在国家队时比较特别的身份转换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中去,并享受这种生活。我一直在找寻两种生活的一个平衡点,找一种平衡的人生,现在终于找到了。”

(原标题:铿锵之后,玫瑰飘散——20年间99’女足的那些人,那些事)